在的世界中心 伊斯坦布尔双年展带来的启示

201811/2711:43雅昌艺术网企鹅号分享评论0

“在（坠落中？）的世界中心——伊斯坦布尔双年展带来的启示”对谈现场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战争的时代”，侯瀚如在2007年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策展文章中开篇这样写道。这场战争除了硝烟，更是一次次有关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宗教的对抗与谈判。

2018年11月14日晚6点，由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及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主办的：2018年“新艺见·大师讲座”，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报告厅举办了一场名为“在（坠落中？）的世界中心 伊斯坦布尔双年展带来的启示”讲座及对谈。分别由2007年第十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策展人侯瀚如及明年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策展人尼古拉斯·伯瑞奥德(Nicolas Bourriaud）担任主讲嘉宾，并由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张子康及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院长邱志杰担任讲座的主持。

在当前的国际情形下，与冲突相比，我们更需要警觉的是西方主导下的现代化的模式和秩序，这正是这场讲座举办的背景。当代艺术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而非西方的第三世界的当代艺术本身就拥有多重的使命，一方面它是这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助推者，另一方能否从自身的传统和特质出发进行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某种抗衡。伯瑞奥德与侯瀚如都是在国际视野和语境中工作的当代艺术策展人，他们对世界格局以及当代艺术在世界图景中的位置都有着独立的深刻的认识。

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当代的伊斯坦布尔，都是不同文化、宗教和政治力量的冲突与融合之地，是世界的中心，也成为与现代主义谈判的最佳地点。从这里出发，可以生发出对许多问题的探讨，传统与当代，西方与东方，模式与例外，对当下中国社会及中国当代艺术正在经历的变化也有镜鉴与启示。

此次主讲的两位嘉宾：其中侯瀚如是最忙碌和最积极的行动者，在他几十年的策展生涯中策划超过一百个展览，其中就有令人印象深刻的2007年伊斯坦布尔双年展，关于“不只可能而且必要——全球战争时代的乐观主义”。

尼古拉斯·伯瑞奥德将策划新一届的伊斯坦布尔双年展。他是全球当代艺术圈最积极的理论的生产者和积极的思考者，在90年代末，他就当时西方当代艺术中出现的新的潮流和形式提出“关系美学（Relational Aesthetics）”的理论，而后又提出“后制作（Postproduction）”与“茎上根（the Radicant）”等概念，深刻洞察把握最新的艺术现象。

策展人侯瀚如

侯瀚如发言：

在2005年的时候，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的基金会通知我说他们很希望我能策划下一届的伊斯坦布尔双年展。伊斯坦布尔双年展可以说是全球众多双年展里很突出的一个，突出的原因是不光因为建立的很早，是1987年举行的第一届，而且是在西方之外的一个重要的双年展。

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的出现和几乎同时出现的古巴哈瓦那双年展，这两个重要双年展的出现，对于整个后来在90年代到2000年的双年展热潮当中，起了很关键的作用，给予我们在过去的西方中心以外的另外一种视野。伊斯坦布尔双年展作为一个在欧洲和亚洲之间重要地带里产生的事件，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另外一套对于文化格局，对全球文化格局的自己的定义的方式。

一个双年展很直接地跟它的城市的发展有关系，在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广场，充满了各种很紧张的冲突和多元生活的碰撞，这个广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的也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变化的世界图景。伊斯坦布尔在二次大战以后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一直到今天，城市扩展的非常快。

如果回溯历史，它原来确实是世界的中心，因为它在两千年前就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十五世纪成为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整个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一直体现着世界中心如何位移和变化的过程。它有起有落，一直到20世纪初叶原来的的帝国瓦解之后，重新寻找一种新的在现代世界生存的可能性的努力，体现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西方的现代性里去吸取它的力量和灵感，而产生出来自己一套现代性的理念和现代化的努力。在原来的帝国中心的基础上挖掘和形成新的现代化的历史是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特点。尤其是在50-70年代，伊斯坦布尔发展非常快，一直到今天从一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接近两千万人的城市，而且是两百公里左右长度的城市化的综合体，这个就形成了完全新的城市的概念，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之前，土耳其可能是规模最大的现代化的进程的范例。

在2005—2007年我策划双年展的时候，第一个考虑到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怎么重新去看双年展的存在、发展和这个城市之间的关系，今天的艺术创作和今天现代化和后现代化转化的过程当中如何产生一种紧密的关系。

所以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考察这个城市，经过大概一年的研究，我就提出了这个题目“不只可能而且必要——全球战争时代的乐观主义”，因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候， 2000年当选土耳其总统，代表土耳其现代化的政权所对立的倾向于伊斯兰的比较传统的价值观的政党，当时对土耳其是非常大的震动，同时也对于整个世界版图未来十几年的变化，起了很潜在，也是很大的影响。

正是在这个时刻，我来到伊斯坦布尔，有机会做这样一个展览，所以当时我就在想正好这个城市的政治结构产生变化，同时发生很有意思的情况，在经历过几次危机以后，它的经济重新再起飞，这个时候暗示了什么样的信息，我就特别好奇。后来经过研究以后，提出这么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是非常复杂的题目，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直到今天还是没有解决，可能越来越复杂化的问题，所以我只能用复杂的题目去试图回答这么一个问题，或者提供我对这个问题的暗示。

这个题目翻译成中文是“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在一个全球战争时代的乐观主义”。当然全球战争，不光是一种军事上的战争，而且是经济模式的竞争，是意识形态的竞争，或者各种价值观的竞争。这种竞争的出现，在2000年以后就更加强烈，一直到今天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充满冲突的时代，而且这种冲突好象没有解决的办法。但是这个时候怎么去考虑所谓生存的可能性，我们怎么可以继续以乐观主义的态度来试图面对这样的时代，这个是我当时很想提出的，不是说提出的答案，是把它作为一种态度和课题提出来。

我第一件事情去考察关于伊斯坦布尔的城市现代化和这样一种地缘政治变化之间的关系，同时这种城市的现代化可能透过某一种建筑语言在历史上怎么展示出来，而且在这个时候，一直到今天是怎么变化的。所以我第一个选择的就是伊斯坦布尔主要的建筑物，这几个建筑物都不是历史性的旅游的名胜古迹，因为伊斯坦布尔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留下来很多很漂亮的历史性的古迹，这些在过去的双年展里经常被其他策展人用来做他的展场。我感兴趣的是跟伊斯坦布尔现代化有关的一系列的建筑，首先是政治的象征，比如被拆掉的阿塔图尔克文化中心。

阿塔图尔克是土耳其的现代共和国的创立者，被称为土耳其的国父。阿塔图尔克文化中心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在70年代初盖的一个文化中心，可以说是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文化和政治上的象征。这个建筑是很典型的现代主义的建筑，是由土耳其的建筑师在60年代的时候设计，在70年代初建成的，很有意思的是当我开始去看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发现当时正在讨论的是伊斯坦布尔市政府要把它拆掉，拆掉的原因就是这个建筑太小，而且样子太老了，当时他们的想法就是把它变成一个更加综合的多元的文化和消费的地方。

这种模式，实际上已经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出现过，在9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很多类似的现代主义建筑语言为特点的的政治文化的公共建筑都在很快地被拆除，被变成文化和娱乐和消费结合在一起的新的商业中心，比如说莫斯科的酒店、东柏林的议会大厦等。柏林的议会大厦那个建筑很有意思，议会在不开会的时候，是作为剧场来使用的，这样一个建筑非常漂亮，很像现代主义建筑，在90年代柏林墙倒了以后，因为它象征是东德的政治，所以当时就被提出来要被拆掉，要把它重新变成它原来战前所存在城堡的样子，这个东西今天实现了。

阿塔图尔克中心在我去看的时候，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但是很讽刺的一点就是这个房子在它建成的时候，在70年代初的时候，在它建成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发生了一场大火，这场大火把房子整个烧掉了，发生火灾的原因是因为在里面看门的一个人在舞台后面做饭，一不小心把舞台的幕布点燃了，就烧掉了。这位建筑师按原来的样子重新做了一次，这是原作的拷贝，这个拷贝在很短的时间重新被建立起来，但是继续被视为当时很重要的政治文化的象征，一直延续下来。一直到2005年我去看这个地方，他们说这个剧院在慢慢的被放弃，只有很少很少的节目在里面演出，进去都是空荡荡的，他们解释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方马上要被拆掉。当时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怎么把当地居民特别是文化界的人士对这个地方价值的认识，拿出来作为一个课题来讨论。

这是我做双年展的起点之一。当时我就跟很多当地的朋友在聊起这个事情，很快土耳其的文化界发动了一场拯救这个房子的运动，这个运动一直在延续，跟市政府打了很多官司，一直到大概2015年的时候，才有了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市政府要把整个广场跟建筑一起加以清理，改造为一个新的公园，要把原来的公园和房子拆掉，当时很多艺术家还有很多居民，很多所谓社会活动的组织就马上占领了这个广场，形成了大家都了解的“阿拉伯之春”之外在中东发生的很重要的文化和政治事件。最后的结果就是政府在去年的时候，彻底把这个房子拆掉了，土耳其进入很新的，大家不太清楚未来是什么样的时代。

回到双年展，当时我就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想办法把这个地方用来做双年展的展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问题，所以我只好用一个非常复杂的双年展的结构来回答。双年展分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就叫要不要把它烧掉（Burn it or not），当时我就请了十几位艺术家和建筑师，用他们的作品介入到这个艺术中心里。

第二个部分是关于土耳其在全球化的角色，怎么反映到伊斯坦布尔里面，有一天我从飞机场出来坐车去我的办公室，路上看到了这么一个建筑，这个建筑叫伊斯坦布尔纺织品市场，这是很典型的50年代做的很有意思的建筑，由当时新一代的土耳其的建筑师，现代主义的建筑师设计的第一个大型综合的现代化的工业市场。像我说的从50年代开始，土耳其以出口带动的工业方式来发展它的经济，特别著名的是纺织工业。这马上让我想到在中国80年代、90年代发展起来的以出口为主的一直到今天也是这样一种工业模式，生产产品是为出口到世界上的产品为主的工业，这种工业制造的不光是一种新的经济的模式，而且可能在改变这个世界的格局，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把这样一种经济模式叫做世界工厂。

当时看到这个房子以后，我发现特别特别有意思，原因是在语言上是非常典型的现代主义建筑，用一种开放的结构，把老的城区和新的城区联系起来，这个里面都是由这样一种商业的空间所构成的，整个房子有600多家商店，我就想是不是可以把双年展的一部分放到商店里面，把它变成展示关于世界工厂发展的各种各样的历史，包括从中国的、墨西哥的、土耳其的各个地方来的艺术家，他们去研究这个问题。

当时我请双年展基金会去跟商业机构进行讨论，想办法得到商店许可，到最后能够租下来二十几个商铺，双年展在里面展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陈界仁这个作品，是他把自己的录像作品变成翻版的CD，然后在商场里面去卖，卖了以后把钱收集回来。如果是收藏家和收藏机构，要买他的作品要三万美元或者五万美元，但是他用三块钱，把他自己的录像翻版卖掉，这个钱收集回来以后，送给当地的儿童教育机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点，双年展经常使用的海港的仓库，这个地点就在伊斯坦布尔很著名的海港的边上，靠着它旁边经常就有很多邮轮停在那，我就把这个地方看成一个关于伊斯坦布尔怎么跟世界发生关系的地方，从贸易、移民，包括地缘政治冲突等等各种各样的方面，跟世界发生关系的地方。伊斯坦布尔的街道都是充满着各种比较活跃的、激烈的活动，从商业的宣传到政治，或者各方面的流行文化。

在双年展的这个部分，涉及到很多关于各种各样的冲突客体。比如黄永砯复制了清真寺的塔，作品有点像正在制作的过程，观众不知道在拆还是在立起来，同时从外面看很神秘，有点像一个武器一样。Michael Rakowitz的作品在这次上海双年展有一个新的版本在展出。当然也有关于新的城市的想象，比如曹斐的《人民城寨》。

双年展怎么能更好的跟城市发生关系，不应该只能在白天展出，晚上也应该给人提供一个参与的地方，我就把这个展览一部分变成了梦想的房子(Dream House)，做梦的房子，请很多艺术家在这里面做了一些作品，这些作品只能在晚上被看到。所以每天晚上从8点到凌晨4点，大家可以到这来睡觉和看艺术。

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双年展如果能跟城市居民直接发生关系，就更加有力量，更加符合大家的需要。我就做了一件事情，把我在2004年巴黎的“白夜”做的尝试，重新在这里发展了一下。“白夜”项目是2000年左右在巴黎市开始的项目，在10月的第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请所有的艺术家来做一些作品，在晚上展出，从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同时所有美术馆都开放，巴黎整个城市都变成很大的当代艺术的场。当时我做一个项目叫“形象的大字报”。在2004年的时候，还没有很多的手机，当时最民主的形象制作的工具就是录像，最早的阶段是手持的录像机，或者录像机比较小的时候大家很方便可以拍家庭电影。我就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尝试，在巴黎的报纸上公开召集普通人给我们寄他们的录像作品，只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关于夜生活的录像，第二个不能超过三分钟。我跟我的助手花了大概六个月的时间看了几千个录像，挑了两百部，在巴黎大学一个街面的空间，做了很长的投影墙。

到了伊斯坦布尔，我就不想自己做这个事情，因为一个人做的事情很有限，我就请了当地的五位年轻策展人来策划这个事情，他们也是按同样的办法召集来很多录像的作品。我请了两位荷兰的艺术家，去研究这个城市在什么地方还没有艺术发生，伊斯坦布尔非常大，很多地方都没有文化设施，挑了大概95个地方，我们每天晚上用一个卡车拉着一个投影机去这个地方放映，大概放映了九十几次。

另外我们有一些非常直接的参与到公共空间的创作的作品，比如日本先锋建筑师犬吠工作室（Atelier Bow-Wow）做很简单的一个看台的结构，把一片放弃的墓地变成了一个观赏伊斯坦布尔风景的看台。接下来也有图书馆，在图书馆上做了霓红灯，讲的是伊斯坦布尔的建筑历史和世界的现代主义建筑历史的关系。

策展人尼古拉斯·伯瑞奥德

尼古拉斯·伯瑞奥德发言：

下一届的伊斯坦布尔双年展应该是在2019年9月10号，现在复杂的准备工作都在进行当中。为什么说准备工作比较复杂呢，我一般习惯于说把展览的准备和策划比喻成歌剧。要导演一场歌剧涉及很多内容，比如要考虑讲什么样的故事，有什么理念和看法，找到这些之后找相应的音乐家、歌唱家还有观众等等，所以我经常觉得策划一场展览和策划一个歌剧一样，牵扯到很多细节方面比较复杂的过程。

我在策划明年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的时候，其实想的是关于规则，我们现有的规则，既有规则是哪些，我们是否要服从这些规则。因为我之前也和我的朋友们在讨论，当你要考虑一些策展，比如我们要回答规则的问题，具体的历史时刻，什么样的历史时刻，这个时代有什么样的特点，尤其是跟政治有关的话题，现在不论土耳其这个国家还是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来讲，政治上也是非常关键的时期。

我想说的是政治的话题已经不是我再想关注的了，我想看大家对现有的现存的事情或者观点，我想把它从中脱离出来，我想更多介绍是我们现在在做一个展览和我们常见的生活模式，或者主流模式之间的地带，想去探究中间的情况。我想通过我的策展，回答和解决这样的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展览讲述一个故事，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故事有它的开端、结尾，我们希望整个故事讲述当中有非常严格的组织性，也就是观众来了之后，从一个点到下一个点严格遵守我们给他规划好的路线。

我们观察到现在的世界有很多张力或者说竞争，两个状态之间的竞争，很明显能看到这种张力，比如政治上的张力或者政治上的竞争，还有大众之间的竞争，还有小到一些微观层面，像分子之间的等等。现在我们看到世界上的移民问题还有流离失所的问题都是比较明显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正在变化，每天都从一个状态变向另外一个状态，这个世界从过去是一个大的状态，是比较聚焦在一起的，现在更多是越来越分散。所以我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是：分子人类学。

一说到人类学，我经常会想到有一个人，他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人类学其实就是有人的哲学。在上世纪90年代左右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研究“关系美学”，其实当时提出一种观点说艺术是哲学，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后来慢慢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看到，其实说人类学跟艺术的关系，对这种艺术和人类学的关联的研究和比较，历史上有很多类似的比较和比喻，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有艺术家写过这样的话，他说艺术家就是人类学家，90年代的时候有一些艺术批评家，也是说艺术家是人类学家。

现在来说有一个策展人同样认同这样的理念，2013年策划了一场展览，主题也是说艺术家就是人类学家。关于这种人类学家，还有刚刚说的“人类学就是有人的哲学”这句话，在我们理解看来艺术也是一种形式的人类学研究，那么它表达的是非常不同的群体或者一群人，这跟人类学做研究的也是一样，研究的是某一种特别不一样的，有特别不同点的一群人和事物。我今天想先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要做这样的类比，把艺术和人类学类比在一起，这个原因很多，首先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艺术无论是来自世界哪个地方，由谁做出来的艺术，它其实是一种集体的意识的表达，这种表达其实是一种信号，像一种发向太空空间的信号，发向整个时间的信号。

所以我想说艺术作品的质量可以超越区域和地域，它的效果也是可持续的，不是一闪即逝的。可持续性也是多样性的，比如今天会看到两千多年以前的悠久的艺术作品，同样我们会看到一些艺术作品，一晚上的时间可能就做出来了，它的目的可能是一次性让大家欣赏。我想说艺术作品的质量和可持续性没关系，而可持续性是其定义的一部分。

我刚刚也提到了艺术作品是要发出一种信号，这种信号要想你发出去是需要能量的，举个例子来说我想把我手里这只笔从这端扔到那端，需要力量才能甩过去，艺术也一样，想把信号发出去是需要能量的。这种能量它的实质是一种复杂性，我们可以来这么思考一下，我们为什么现在还要看一千多年前的艺术作品呢，我们为什么还要看其他艺术家的作品呢？是因为那些艺术作品他们身上已经捕捉了一些能量，当我们在去观看那些艺术作品的时候，我们能感受到能量，把这种能量从艺术作品吸收到我们身上，然后用这种能量可能再去做别的事情。

这种复杂性就是一种能量，那么具体来说是艺术作品的能量，这种能量不管是东方比如中国，还是西方认为的美，未来我认为我们要用能量的词语或者术语来表达艺术作品背后的信号和能量。说到这种能量，其实我们要寻找什么，是说这种能量背后巨大的差异性，比如说黑暗与光明，有一个意大利的人士，他曾经说到一个好的艺术家，他是要能够看向自己所在的时空，能找出的不仅仅是光明，也能找出光明背后的黑暗。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抬头看天空，去看星星，比如看银河的星星，有些人可能看见的是星星，有些人可能看见是银河周边黑暗的物质，所以是看见光还是看见黑暗，这是两种不同的角度，这个就是我们要思考的，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我们所能确定的是什么？我们所能确定的是现在，我们对现在是确定的，是掌握的，是掌控的，但是我们对过去没有办法确定和掌控，我们对未来也没有办法掌控。这就是我们如果要看艺术，要用考古学的角度和思考的维度去看它。

在上世纪60年代，我们有一位艺术家George Kubler，他说了很多有关于艺术和考古学的对比，从这个角度去看艺术的理念。我想给大家直接引用一下他在1962年说过的话：“与其我们看所有的事情都认为它是无限的形式，就像现在拥有的一些东西，觉得都是无穷尽的。艺术家更应该倾向于去想说我们所在的宇宙，它的可能性是有限的，但是在这个宇宙的大部分的地区，还未曾被人探索和发现。这种未曾大规模开发的宇宙，有点像北极和南极在没有人类生存之前的样子，所以这种未开发的区域，仍然可以让更多人去进行探险和发现，那么与其把过去看成一个从时间的微观的角度认为的未来是无限的，我们应该把未来当作有限改变的未来，也就是未来的可能性是相当于是有限的，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去的含义和意义。

未来是有无限可能的，这个过程当中艺术家在寻找一种形式，去寻找定义艺术的未来是什么，今天有一些特别，跟以前不一样，是对已经发现事物的再次发现，以及去思考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星球上的问题。接下来我想给大家看的是几幅图象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世界，我是想在艺术研究当中用人类学的方法来思考，比如像一些过去的人类学家，他们所做的一样，我们要看到在现存的世界上，如果在一个大森林里，人类和其他的生命都在共存，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现在我们就要看到人类学的方法和艺术已经有很多很多互动和交集，也就产生了很多多面性或者多角度性，看问题的时候不是只是从一个可能性或两个可能性去看，而是多个，我们不仅是观察者，也是被观察事物，所以是多角度的重合的状态。我们现在说我们在一个去中心化的世界，我们要思考中心在哪里，怎么样去掉这个中心化，因为中心是每个人生活当中都要面临的问题，中心也是把大家聚在一起的东西，举个例子来说在法国，有一种说法叫做去欧洲中心化的说法，因为以前认为欧洲是世界的中心，现在要去掉中心化。

艺术家Pierre Hughe的作品，是一个特别不清楚、模糊的视频，而且上面图像一直不停在转动，这里有一个概念叫非世界(Unwelt)，是在19世纪的德国的作家(Jacob Von Uexkull)提出来的概念。那么非世界这样一种理念，也是人类学家在谈的，背后想表达什么样的看法，任何的视角，不是只有一个视角，这个视角也不是只有人类的视角，还有动物的视角，这个理论是说在地球上生活的每一个物种，都代表一种现实，因此我们去观察的时候不能光从我们的视角去看，而是应该看世界上每一个物种他们的视角看到的是什么。

这个图片是另外一个艺术作品，它的主题是说这个图片里面所有的物体，这些物体之间是可以进行互相交流的，没有人类的介入，物体之间也是可以相互交流的。那么今天我们在哲学界有一个很主流的流派，就是在回答物体的问题，这个概念就是说世间的万世万物是平等的，也就是人类、动物，包括木头桌子，大家之间是平等的。现在我们有一种理念，我们必须要理解这种理念，并且也要从一个积极的角度去看，这个理念是其他的，或者说外延，还有一个理念是外国人，这里面指的是外人或者他者。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看，通过他者的角度看事物，就发生一种转变，每个人对另外一个事物和人来说都是他者，这是一个理念我们需要理解。

所以这种他者是来定义艺术的，我们每个人在一个区域里都是他者的区域，我们都可以和他者变换位置，变到对方的点去。想象你去看一个展览的时候，这个展览不是艺术家做的，而是另一个时空的另一个部落的人做的，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现在不同点和异同性越来越重要，而且对不同点的期待和期望也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高。不要把这个作为绝对的情况来做崇拜，从这点到另外一点的工具、过程。今天我们特别重视差异性，但是不要把差异性或者他者性质看成崇拜的对象，而是只是看成从这点到另外一点的过渡的工具，意思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差异性，去中心性等等，但是不要绝对化，而是更重要的是过渡，这种运动的过程。

2014年一个日本的艺术家在台北做的展览，呈现了一个乌龟，希望表达的是动物有自己的角度，有自己观察的角度，还有自己的感受。我希望2019年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的时候，每一位来参观的展览者的观众都能像人类学家一样，从人类学家的角度去思考去看这个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用一种新的眼光和角度去看这个世界。在现在分子化的世界里，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像字文化、微文化、艺术文化都在中心，所有的移民等等，慢慢能接受各种文化的融合和重新汇入这个文化，成为内化的重新的重置的状态。

我们现在有这样一种理念，在艺术世界认为过去的老的主导西方的理念，比如说他们认为自然和文化是分离的，这样一种理念我想说他们现在越来越过时，而且越来越危险，为什么？因为正是分割和分离的概念和理念，导致了我们世界上大部分，上世纪看到的大隔离，包括殖民主义，包括性别歧视等等事件和现象的出现。我觉得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的方法就在于说我们要把西方原来的自然和文化的分割，要慢慢的把它摒弃掉，要看到我们通过有共同的理念，在西方和东方之间能重置新的现实和新的看法。

人类学和艺术的融合和结合，现在越来越多，无论是人类之间，人和动物，还是植物，还是器械，任何的物种之间人类学和艺术结合的越来越多，把原来老的观念、自然和文化的风格摒弃掉，因为现在自然和文化更多结合在一起。所有的动物在这个世界上有它的足迹，有它的视角，所以现在很多艺术家他们也已经从这个角度去表达他们的观点和意识。人类的活动确实现在影响非常大，把大自然和人类自己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多，这种思潮的艺术家表现的也是比较多。

所以我们想做的双年展是希望能给艺术重新下一个定义，让人类和非人类的其他物种都一起看看全球的生活。我还提到了分子人类学，分子人类学是说研究人类对整个星球上的影响和结果。那么今天的艺术当中人类和自然的融合关系，以前说宇宙是一个宇宙，现在说是多元宇宙，是多个宇宙，我们也要去看他者的不同性，是超越了某一群人或某一个洲，或某一个地方的。我们在策展的时候，是提出问题，然后通过各种形式去给出答案。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张子康

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院长邱志杰担任讲座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