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新娘远嫁台湾后 过着怎样的日子？

南洋姊妹会成员在菜市场。

“小时候坐在巷口，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华人被几个越南人追打跑过去，过一下一群华人拿着棍棒反过来追打那些越南人，庙里那些练舞龙舞狮的其实也是在练武功……我不喜欢打架，但爸爸会把棍子放在门板后面，一有事就叫弟弟跟着去。”

这是满枝记忆中童年的片段，虽然她出生在越战后，但是暴力的阴影仍然笼罩着整个越南社会。

“为了承担家庭的负担，满枝不得不从童年起打工赚零用钱。她做过服务生、销售员、记帐员，和工厂的通译，大城市丰富的历练加上天生的聪明与好奇，让她看到了在这里生活的各种可能性。”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满枝背井离乡嫁到台北，成为数十万“外籍新娘”中的一员。

“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想让我的小孩不一样。我知道台北是一个大城市，我有信心可以在这里生活。”

满枝与女儿。

在家乡风味中稍作喘息，重拾母国回忆

从1983年开始的“外籍新娘潮”为台湾带来了大量的东南亚移民。以2004年为例，每100位在台湾登记结婚的新人中，就有7位来自东南亚国家。据台湾“移民署”与“户政司”最新统计结果显示，现有约15万名东南亚配偶长居台湾，其中越南女性占多数，有9万人之多。

由于早期台湾媒体的负面报道，许多为寻求幸福生活而背井离乡的新移民们一度背负着“假结婚真卖淫”的标签，加之她们大多教育水平低下，很多东南亚女性受传统传宗接代观念的挤压，沦为生育工具。

在这样的背景下，“外籍新娘识字班”在1995年诞生，随后更名为南洋台湾姊妹会。它的宗旨是从识字到维权，更全面地协助移民面对新生活的挑战。

对大多数外籍新娘而言，离乡嫁人伴随而来的是三种身份的流转：别人的妻子、别人的媳妇、别人的妈妈。而“自己”这个最初身份，则被异国庸碌的家庭生活挤压到角落。许多人只有在姊妹会分享家乡风味时，才得以稍作喘息，拾起母国回忆。

食物是媒介，分享美食是享受。一桌的菜肴代表着喜庆与团圆，更渗透出对家乡浓浓思念的慰藉。对于这些远嫁台湾的东南亚女性来说，煮家乡菜是她们遥想家人的一种方式。

Tinola是一道用姜和洋葱作底熬成的鸡汤。等鸡肉软熟了，再加入青木瓜。青木瓜熟了，再加入辣椒叶。在Grace的记忆中，祖母庞大的背影总是久久地站在锅子前，蒸气氤氲而上，带着柔软厚实的香气。大概因为姜的缘故，不论再怎么寒冷的阴雨天，只要一碗tinola就可以打从心底暖起来。

西班牙血统的祖母喜欢tinola，也对西红柿情有独钟。她的汤总带着浓浓的西红柿香，让原本沉静的苍绿多了亮眼的酸甜。

祖母过世后，每当Grace想起祖母，就会煮tinola，然后往里头倒入很多的西红柿，在一阵阵酸甜的香味中静静流泪。

来自菲律宾的Grace分享祖母Tionla食谱。

胡颀是在姊妹会成立20年之际加入的，起初她抱着可以做语言服务的打算申请入会，曾经“很愚蠢地”洋洋洒洒地写了实习计划书投给姊妹会，才发现协会不需要这样的人——服务对象没有任何语言问题——结果反而被看上了她的文字功底，让她做起了美食文化传播大使，经营协会的脸书。

她开始记录姊妹们的故事。她将这些新移民的家乡菜肴、原乡记忆与现在的家庭关系，糅合出25则独特的生命纪实，结合柬埔寨、越南、缅甸、印尼、泰国、菲律宾料理食谱，收纳在这300页的书中。

2017年，这本名为《餐桌上的家乡》的料理故事集在台湾出版。

正常人的生活因为平凡而容易被忽略

谷雨：起初加入姊妹会的时候，你为什么认为做语言服务会是个不错的计划？

胡颀：当时，台湾媒体对新移民的负面报道比较多，例如她们通过假结婚获取身份证、违法打工赚钱等。积极一点的新闻，则会主打新移民二代有语言学习困难，所以那时候我就接受了这种想法。

来台湾的东南亚移民很多，正常人的生活因为平凡而容易被忽略，所以我们听闻的很多是特别极端的例子。当这个群体的正常生活没办法展现，极端例子就会占据我们的想象。

谷雨：书中的主人公，都是比较活跃、积极、正面的移民。会不会因为你接触到的是姊妹会的成员，某种程度上已经做了筛选？

胡颀：姊妹会可能是很重要的原因。姊妹会成员有两个来源，一个是通过姊妹会在社区大学为东南亚移民设置的语言课，吸纳新成员加入。

来自印尼的梅花在姊妹会开班授课。

另一部分则是一些家庭困难或是遇到法律问题的东南亚女性，她们找到姊妹会寻求帮助，在解决问题之后加入了姊妹会。

会来这边上课的或者寻求帮助后留下的人，本来就有一些类似的人格特质。她们乐于跟姊妹交流学习，大多也积极参加社区或子女的社会活动，这对家庭有正面的助益，所以状况跟新闻报道中的事例不太一样。

食物提供了一个让人了解她们的机会

谷雨：为何后来选择食物作为认识这个群体的切入点？

胡颀：食物真的是一个能让双方迅速建立亲密关系的媒介，社会背景和家庭关系都很容易从食物里解读出来，是人与人沟通很好的切入点。

一开始姊妹会的策划人想做多元文化推广，我觉得有些困难。冷知识很容易从网络获取，而且会比成员们分享得更全面，与其生搬硬造，不如挖掘姊妹会本身最大的优势——我们有真正来自这些地方的人，只需要提供一个让人了解她们的机会。

谷雨：为什么没有选择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菜肴来介绍？

胡颀：食谱的选择我希望能更多地着眼于姊妹自身，而避免去推一些大家都想学的东南亚料理。尽量去发掘一些对成员个体有着深刻情感意义的菜肴，虽然这些食物并不是那么地人尽皆知。就像今天如果有人要逼我讲我跟佛跳墙的关系，我也会觉得莫名其妙，我这辈子吃了几次佛跳墙？为什么要逼我讲？

南洋姊妹家常菜，从左至右分别是鲜虾春卷、越南粽子、打抛猪肉、青木瓜丝。

写故事不为感动谁，不为激励谁

谷雨：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你都称呼新移民女性为“姊妹”，书中也是选择这样的书写角度，为什么呢？

胡颀：一方面我身处姊妹会，虽然只是义工但我每天都会去，跟她们像朋友一样相处，所以我也自然而然会被带入那种的情景中。她们都是很孤单的人，彼此在台湾有相似的生活经验，用姊妹这个称呼会有种同舟共济的感觉。

另一方面，我认真思考过，写台湾新移民有很多好的素材，但始终不够完整。就像我这本书最后只筛选出了25个故事，但即便写了100个人的故事，这100人还是没有办法代表所有人。

所以我的目的是真实呈现出我能够认识的角度：一个有明确立场的人，看到的这样子的姊妹，用这样的方法跟她们相处。

姊妹会剧团新学期开课中。

谷雨：在序言中，你提到这些故事是“不为感动谁，不为激励谁”而写，为什么这样定位？

胡颀：每当参加这些公益团体或推动某个特定议题时，我都感觉有一点不接地气。出现新的议题，我们都只能试着理解所谓“在议题中生活的人”，但他们真正的需求、他们的感知到底是什么？

不能否认也许悲情的故事可以吸引别人的赞助，但当你一开始就认定了她们是辛苦的或可怜的，就妨碍了我们去真正认识她，很容易忽略这个人作为“人”的那一部分。

因被过度信任而惶恐，因写下她们的故事而幸福

谷雨：总的说来，采访的过程顺利吗，受访者是否愿意和你倾诉？

胡颀：要找到愿意接受采访的对象本来就不容易，一方面她们很忙，另一方面是她要跟你掏心掏肺还需要很强的信任基础。

每当姊妹会的成员遇到辛苦的事情，她们大多不会选择和自己的同乡倾诉，相似的遭遇让她们不会那么想听别人生活中不快乐的事；考虑到面子的同时，她们也不愿意让家人做无谓的担心，大多数人都选择对家乡的父母报喜不报忧；当然与自己的配偶或者是子女倾诉则更不可能，因为那些人很多时候恰恰是你痛苦的来源。

所以像我这样一个置身事外的人，反而成为她们倾诉的好对象，甚至有时候被采访者不小心讲太多，让我在倾听过程中产生一种被信任的惶恐感。我会烦恼写出来的东西会不会对她们有所伤害，因为书的出版意味着我这段写作经历的结束，而她们的生活还要继续。

南洋姊妹会成员的聚会。

谷雨：这是你在序言中提到会让受访者审稿的原因吗？

胡颀：是的，我有这方面的考量是因为大部分姊妹在接受采访时并不太清楚什么事情是可以公开的，公开后会带来哪些影响。例如采访过程中有个姊妹，向我透露了一些可能会产生法律纠纷的事，但她自己根本就不清楚这点，如果我采用了这一部分，可能会影响到她在台湾的合法居留，所以我在处理采访素材时都会很小心。

还有个印尼姊妹在受访时，花了四个小时和我讲述有关印尼排华的历史，我整理后拿给她看，她突然和我说排华的内容不可以写进去，她担心印尼政府以后会对她不利，会有生命危险。

我解释说印尼政府根本就不会来看我们这本书，而且印尼排华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但她的恐惧非常强烈，是一种因为经历过所以倍加恐慌的后遗症。让她产生的这种不安会破坏信任感，因此，我不得不换一个角度全部重写。

谷雨：她们很多人应该是第一次接受采访，在采访过程中，你有什么体会吗？

胡颀：她们是有很多故事的人，但是并不像我们这种有文字习惯的人那么容易去反思自己的过去，整理总结经验。她们大多不会连续回溯，或是有意识地寻找思维的连贯性。因此我的工作更像是在跟一个朋友聊天，过程中获取很多片段，筛选合适的把它们变成一个故事。

有天我写完稿，发给在办公室里的受访者看，她看后开心地从办公室里面冲出来，激动得抱住我说：“小狸（作者小名）！这是有故事的！我没有想到这个东西可以变成一个故事。”我那时候就觉得，你的能力可以让一个人那么直接地快乐，是件好幸福的事情。

关于胡颀

胡颀，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生，南洋台湾姊妹会志工、前任理事，在《餐桌上的家乡》一书中担任筹划、执笔、粉丝页小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