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人喜爱的“神曲”长什么样？难懂的如天书

制图：孙绿 / 编辑：酸奶泡

文物是我们了解过去的最直观途径。小如瓷器、玉器、书画，大到青铜器甚至古建筑，即便是旧，我们也能从中领略到昔日风貌。但有一样文物例外，就是音乐。古人爱听的“神曲“什么样，是个难解之谜。

音符不能跨越时空，但好在还有曲谱，不过中国古代曲谱可不是现在的五线谱，好懂一点儿的是宫商角徵羽，难懂的则如天书一般。

天书一般的神曲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薪火相传，不仅重现“天书”胜景，还在努力将之写成当代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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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敦煌鸣沙山第十六窟边，出现了两个探头张望的身影。他们步入洞窟，摸索了一番，发现其中一面墙敲击起来似有空洞的回声。

破开墙壁，他们没有发现金银财宝，却发现了深藏其中的藏经洞，当中积满了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这可是一个了不得的发现，此前在其他洞窟里还从来没有过数量这么大的古籍。

斯坦因从藏经洞中搬出的经卷

思来想去，他们觉得这些古籍善本还是需要得到官府的保护才好。两人连夜包了两册经卷，赶赴县城，希望得到县太爷的关注。然而内忧外患中的朝廷何来心思管理古籍？朝廷既不拨款，也不给予指导，只是命令他们善加看管，严加保护。

有命令无支持，他们需要自己筹钱才能完成任务。正好这时，一名英国探险家来到了敦煌，告诉他们自己是被玄奘法师的精神所感动，不远千里前来取经的外国人，并成功出价购买了部分经卷。消息不胫而走，各国探险队纷至沓来，一支法国探险队也拿走了不少经卷，并在此后收藏于法国国家博物馆内，供西方人瞻仰。

保罗·伯希和也来了

这两位经卷的发现者，便是研究敦煌学绕不开的前辈——王道士和杨道士，而法国人带回去的经卷里，就有今天故事的主角——《敦煌曲谱》。

看了图片，可能会有人觉得《敦煌曲谱》与日语中的假名非常相似。的确如此，但两者所表的意几乎没有任何联系。由于看上去像是一堆只有半个的字堆叠在一起，这种乐谱有时也被称为《燕乐半字谱》。

《敦煌曲谱》p3803局部 像假名的孪生兄弟

《敦煌曲谱》在西方面世后的几十年间，人们逐渐发现了它巨大的研究价值：这不仅是复原古代音乐的最佳素材，也是对音乐史某一个时空断代的唯一补充。然而这25首古曲的标记方法太神秘了，和人们固有的音乐史知识无法匹配，只能从头开始解读。

最先向《敦煌曲谱》发起挑战的是日本学者。

日本人研究《敦煌曲谱》有两大优势：其一，他们看到偏旁半字并不陌生，甚至有表意上的对应感；其二，是日本藏有写于唐代的《天平琵琶谱》，与写于五代后唐的《敦煌曲谱》在时代上能有很好的参考。

日本学者林谦三是《敦煌曲谱》早期研究的先驱，基本搞清楚了《敦煌曲谱》上各个表记符号所表示的意义。但是关于节拍问题，林谦三的理论还是有些漏洞，甚至出现了同一首曲子的两个谱子转写后无法重合的情况。

您看得懂吗 反正我是看不懂

后来的日本学者在林谦三的基础上有所推进，但也还是没有取得什么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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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敦煌古乐研究有了一些令人瞩目的进展。

当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叶栋公开发表了《敦煌曲谱研究》一文，还取得了一些实际成果，他组织将25首乐曲根据自己研究所得全部解译，付诸演奏录音。“一千多年前的曲谱破译成功”的消息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但对于大众来说，古曲原汁原味的演奏并不能让人满意。乐曲的完整度和演奏方式都离现代人能接受的水平太远了，很少有人能领会其中的意味。

1988年，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陈应时发表了一篇名为《敦煌乐谱新解》的论文，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再次给出了敦煌乐谱的翻译版。这一篇论文再次在敦煌学界引发了震动。此前日本学者未能解决，中国学者又各执一词的节拍问题，在这篇论文里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解释。

陈老人家棒棒哒

具体的民乐理论非常高深，在此恕不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阅资料和论文。总之，陈应时在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和南宋张炎《词源》中得到启发，又结合了自己学习古琴的经验，给学者们一直觉得奇怪的两种《倾杯乐》写法作了变调，发现两者是可以重合的。

这个发现印证了他提出的理论，剩下的二十多首敦煌古乐也就可以用这种方法进行转写了。陈应时因此获得了崇高的学术地位，辗转世界各地宣传他的研究成果和敦煌古乐的美妙。

对于这位坚持研究古乐几十年的中国同行取得的学术成果，日本学界也感到钦佩。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邀请陈应时赴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国立音乐大学、大阪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武藏野音乐大学、日本音乐学会和东洋音乐学联席例会巡回讲学，所到之处，座无虚席。

研究结果的公布还远不是这场学术赛跑的终点。陈应时早就意识到，仅仅复原敦煌古乐还只是他工作的一个初级阶段。要让千年前古人享受过的娱乐方式再现人间，在现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还需要更细致漫长的工作。其中至关重要的一步，就是吸取敦煌文明遗产的精髓，将其结合现代人的审美展开演绎，让古乐获得新生。

弹奏古乐的女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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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轰动敦煌学界的《敦煌乐谱新解》发表过去了30年，陈应时已是耄耋之年，虽已不再年富力强，但他从未放下“把敦煌艺术用现代人能接受的方式活化”的梦想，只是在寻找一个合适的契机去实现。

从1989年起，他就发起成立了中国古乐团，举办一系列音乐会，奏唱了日、英、德、中等国学者解译的敦煌曲谱及其他唐传古谱。随后这支乐团又对大量唐传古谱进行了演绎，用最直观的方式让人们体会唐韵遗风。这些经验逐渐积累，终有厚积薄发的一天。

经过长期准备、研讨、再编排，今年9月14日，《古乐新声——陈应时解译敦煌古谱音乐会》在上海贺绿汀音乐厅举办，现场再一次座无虚席。古乐专业研究者、民族乐爱好者都齐聚一堂，聆听来自千年前的旋律如何获得现代演绎。

古曲新绎 别样风采

音乐会演奏的曲目包括了《敦煌古谱》25首中的13首，其改编灵感和核心都来自陈应时的研究成果。音乐会的表演形式也不拘泥于独奏，既有民族室内乐，又有民族管弦乐。连使用的乐器都做了近代化改良，打破了原有琵琶单声部旋律，加入了人声、竹笛、笙等吹管乐器，琴、古筝等弹拨乐器，编钟与排鼓等打击乐器，二胡、中胡等拉弦乐器。为了表现活泼与灵动音效，柳琴等近代民族乐器也出现其中。

如此一来，原本只为琵琶独奏准备的古曲，就变成了声声入耳，也更适应近现代民乐爱好者聆听习惯的音乐，让学术研究成果走出期刊和研究室，在现代人当中找到了更多知音。

从原汁原味曲调平淡的“直译”古曲，到多种乐器合奏的民乐曲子，对于普通人来说仅仅是更好听了。但陈应时从中看到了敦煌古曲更远的未来——它的背后是逐渐聚焦的业界共识，只有让更多人关注喜欢敦煌古曲，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才能谈得上对古曲的保护和传承。毕竟，能得到传承的文化遗产才是活的文化，而不是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