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贫民强烈反对修建春熙路

中国知识分子和改良精英参与政治一般是为他们的理想和事业而奋斗，而下层民众加入政治斗争则通常是改变自己的处境和生活条件为直接目的。

从辛亥革命肇始，“革命”成为一个时髦的概念。不但政治思想与政治态度必须与革命联系在一起，而且与人们面貌有关的一切、从服饰到发型都纳入了革命的范畴。这种现象与法国革命甚为相似：个人装饰都从特定方面显示了对这场革命是支持还是反对的态度。

许多激进的精英提出禁止穿旧式服装，反对者则称如此将造成“洋装”取代“汉装”，政府不得不采取调和的态度，布告允许人民们己选择，但满清官服和制服则被禁止。

这时剪辫成为一种革命的标志，长期以来辫子都被汉人视为满人统治的一个象征，因此在新政府成立之初，便令剪辫以扫除“陋习”。但是剪辫也经常遭到抵制甚至导致冲突。据《国民公报》报道，一个该报称之为“乡愚”的农民在街上被警察抓住勒令剪辫，气极之下竟将那警察打倒在地，引起众人围观。

这一事件也说明，任何“革命”对不同的对象，便会有不同的反应。不过，在这一时期人们可见五花八门的发式，有的剪辫，有的留辫，有的既不剪也不留；有的回复古式，有的用布包头发；有的戴遮阳帽，有的戴西洋帽。但是，保留辫子一般会受到社会的指责。这些各式各样的辫子和发式，其实也是当时社会变迁过程的缩影和真实写照。

《通俗画报》1912年上有一幅“假毛跟拜堂”的讽刺画。“毛跟”为四川土语，即“辫子”（可能“毛根”更贴切一些）。这幅漫画讽刺了民国初年复旧倾向。题图曰：“前十日东门某街某板铺用满清衣冠拜堂，而新郎之发，又早已剪除，乃缝一假毛辫于冬帽上，公然戴顶子，接新娘。观者无不笑骂。”

在1912年的《通俗画报》上的一幅“警世画”《有毛辫的遭殃》，便生动描绘了辫子给人们所带来的噩运。这漫画显示有辫子的人将招致麻烦。我们看见，不管是在男、女之间，警察和平民之间或者农民和城市居民之间的争端，人们都能轻易地抓住男子的毛辫。一人的毛辫卷进了一台机器，另一个人的毛辫缠到了马腿上，使得他被马拖着走。这显然是对那些辛亥革命后仍然保留发辫的人的讥讽。

像法国大革命和中国的辛亥革命一样，激进的政治运动带来了时尚的变化，即“个人装饰都从特定方面显示了对这场革命是支持还是反对的态度”。

茶馆里的“自由”交谈，为我们对民众的想法和他们对社会的态度提供了难得的依据，但其中只有极少部分被记录下来，从那些难得一见的文字中，使我们得以了解普通人们的思想和当时的社会状况，一份报纸报导的两个人在一家茶馆的一次谈话就很典型：

昨日有两位老者在茶园坐谈。

甲呼乙曰：“亲家你见到没有？近来世界新、潮流新、学说新、名词新，我们不会跟倒新，又有人笑无旧可守，只好听他吧。”

乙曰：“我看近来说得天花乱坠，足以迷人睛，炫人目，惑一些血气未定的青年。稍明事体的，都知道是壳子话，骗人术，你这么大的岁数，还不了然吗？辛亥年耳内的幸福，到而今你享受没有？还有不上粮的主张，你记得不？如今却不去上粮，预征几年就是了。又有种田的自由，你乡下的大屋不住，搬到省来，就不敢回去。究竟自由不？热闹话，我听伤了，如今再说得莲花现，我都不听。你还说听他吧，你未免太老实了！”

这真是人们革命后关于现实看法的绝妙记录。谈话的主题是对“新”的抱怨，但透露出“新”后面实质上的“旧”的不满。从谈话中可看出，至少其中之一来自乡间，也可能是一个城居地主，在乡下有“大屋”。且不论他们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很明显他们对自己的处境感到非常不满，以对令人目眩的“新”事物的讥讽，来发泄他们的忿恨。

报道也确认，这是一个过渡的时代――“旧”的已经被破坏，而“新”的尚没有建立，大多停留在口头上。并不是说这些人不喜欢新事物，他们对“新”的反感是由于当权者反复失信所造成。

一旦清廷倒台，民众在街头的政治使命便宣告结束，即使他们也在一些政治场面中出现，也多从表演者变为观望者。在以城市精英和旧官僚为主的四川军政府建立之后，竭力稳定公共秩序，并制定了有关规章以限制公共集会：

本律称集会者，凡以一定之宗旨，临时集众，公开讲演皆是。集会关于政治者，称政治集会。

组织任何诸如此类的集会，都必须事先向警察报告目的、时间、地点、背景、组织者的地址以及参加的人数等等。非政治性集会也得预先申请。新章程规定和尚、道士、中小学教师和学生、妇女、未满18岁的男子、有犯罪前科者、文盲等等都不得参加政治集会，这实际上剥夺了相当大一批人的政治权利。

该规章还赋予警察控制公共集会、包括解散集会等极大权限。警察可以监视和调查这类活动，如果发现任何有关宗教、煽动或“有伤风化”等内容，警察都可以强制停止。

革命所许诺的“光明未来”从未实现，而且人们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这使他们将愤怒转向精英改良者、革命家和政府“新”旗帜下的一切事物。对社会现实的抱怨，表达不满和忿恨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民众从对现实的不满转而成为社会批评甚至不同政见者。

澡堂老板刘师亮便是一个典型。他关心穷人的疾苦，以揭露成都社会的黑暗为开始，最后演变为与地方政权的较量。他以讽刺作品为武器，写了许多对联、诗歌和竹枝词批评时政。

例如他用女人穿大鞋的小脚来比喻当今的共和的实质仍然是专制：

脚穿放鞋近来多，

裹脚缠它做甚么？

好似方今新政体，

内头专制外共和。

他指出所谓革命和共和未给民众带来安定和幸福，而是更多的灾难：

幸福人人说共和，

共和偏著泪痕多。

迭遭兵燹逢饥馑，

无限苍生唤奈何！

他揭露军阀争权夺利对人民的危害：

你征我伐事诛求，

说起方方有理由。

只有无辜小百姓，

事齐事楚总堪忧。

并抨击人民遭受压迫、没有权利的事实：

几多杂币纸银元，

吸尽脂膏是四川。

军阀太肥民太瘦，

大家空自说民权。

因此，所谓“共和”、“自由”、“幸福”、“民权”都是开给人民的空头支票，人民没有从革命中得到任何好处，而是更多的灾难。另外，民众不仅反对带给他们遭难的政治系统，对那些更直接的地方社区的领袖滥用职权也深怀不满。

在清覆没后，街正改由民选，但有人“假公众之名”而企图操纵选举，甚至使一些地痞也混迹其中。据报道，外东街的街正便被称为“痞棍”，曾以赌博和贩卖鸦片而数次被捕。一次，通顺街的百余“街民”上书政府指斥其街正是当地“流氓”。因此，冲突不可避免在普通居民和社区领袖之间产生。

对城市公共空间的使用也可造成市民与地方政府的直接冲突，20年代许多贫民强烈反对修建春熙路便是一例。从总府街到走马街一大片地过去是布政衙门，但清覆没后被荒弃。

许多穷民不断迁移到这一地区搭棚暂住，接着一些小店开办，逐渐形成了一个小巷。1924年，四川省长、军阀杨森主持一项改进成都街道的庞大计划，其中包括修筑春熙路，杨森派军队捣毁席棚、房屋和店铺，迫使人们搬迁，由此造成民众的反弹。

其他街道的改建也使民众惶惶不可终日，许多房屋面临被拆除的危险，许多茶馆、商铺不得不关门。这个计划激起了众怒，如茶馆的店主们吁请行会提供援助，以罢市作抗议。由于这次拆迁的打击，商会举办的每年一度的春节庆祝活动也被迫搁置。在春熙路完工后，刘师亮写了一付对联表达民众的愤懑：

马路已捶成，问督理，何时才滚；

民房已拆尽，愿将军，早日开车。

此对联有若干双关语，“才滚”是指铺路后要用石滚压路，但这里却暗含“滚蛋”的意思；“开车”是指“驾车”，但这里暗含“滚开”的意思。这付对联暗中贴在闹市盐市口，由于表达了人们要杨森尽快倒台的愿望，在两天之内便散布全城。

这或许是街头文化如何被转变成街头政治的另一个例子。与1911年革命期间不同，当时地方精英领导了这样的转变，而这时民众则在街头政治中自觉地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或许表明了他们与地方政治更深层的牵连。

这一时期，每当全国或地方政治的关键时刻，学生总是上街游行，表达其政治主张，“警醒国人”，如1919年要求收回山东半岛、1920年四川自治以及1921年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等。每年重要事件的纪念日，学生也总是组织宣传队上街演讲。

1920年代的成都已不再有声势浩大的反洋运动，但突发事件也时有发生，如在一次反日示威之后，二百多被日本人称之为“暴民”的人捣毁了日本领事馆。学生对国际国内政治的反应，反映出成都与其外部世界之间的日益密切的联系。

当然下层民众也并没有退出街头政治活动。如果说学生考虑的多是国家的命运，那么一般民众则为自身的生存和经济利益而斗争。如纺织工人在三皇会和工人行会组织下，在财神会和百神会支持下进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但地方政府出告示严禁，罢工工人在街头高呼口号，警察指控其扰乱公共秩序而予以阻止，并以严惩相威胁。

茶馆业在其行会组织下，也为保护自己利益而采取了集体行动。过去茶馆和剧场按规定每月的一天收入用于慈善事业，后各剧场相约拒付此税，指出慈善捐款应出于自愿。

民众经常抗税与政府对立，如因警察强迫征收茶税并殴打、拘捕店主和茶房工人，行会发动罢市要求减税，并派出代表与警察谈判，此举得到广泛的支持。

《时事周报》曾发表一篇题为《五月的成都》的文章，列举了在这一月内发生的政治反抗：先是商人反对提高印花税而罢市并得到各业支持，然后是各商店罢市抵抗新的印花税并要求释放被捕的商会会长，随之又爆发了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的示威。因此该文的作者称这是“革命的五月”，并指出这是成都工人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

1920年代，劳工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组织以争取共同的利益和权利，这些组织包括“南门劳动自治会”、“印刷界劳动互助团”、“劳动界爱国十人团”等。这些组织证明成都工人开始逐渐意识到组织起来的重要性。

一些下层民众的组织虽然看起来“不伦不类”，但仍然展示了其政治色彩。例如，一个道士宣称他在梦中受命于唐明皇去拯救世界，他与其追随者还准备了“中华天正国”的旗帜。

一次，一个女扮男装的小孩被抓住，据称是被“邪教”派来收集情报以准备起事；一个住在南门的黄包车夫聚集百余名青少年组织了一个所谓的“棒棒会”，参加者每人出五元钱购匕首。

这些组织反映了在动荡社会中，下层民众的不安和躁动，说明他们也力图以其可能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和表达自己声音。

成都的大众反抗呈现出各种形式，包括散发揭贴、公开讲演以及政治示威。有的则是以个人行为表现出来，但反映了其所在社会集团的愿望和要求。

在过去成都的街上匿名揭帖很为普遍（今天网上的那些传播广泛快速帖子也具有类似功能），大多是那些蒙冤受害者贴出。20世纪初此方法亦为各社团所采纳，用以表达其政治声音。有人对这一现象提出批评说：

省城近日或开一会，结一社，无论其理之曲直，事之虚实，而无名揭帖到处高张，意存冲突、破坏而后已。……每于揭帖之末，笼统署曰“某界同人”，或曰“全体公启”，骤闻之非不骇人听闻，而实按之，竟多虚张声势。

虽然这个批评可能反映了一些社团“虚张声势”的事实，但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人们的政治觉醒。人们知道怎样利用宣传工具去扩大自己的或自己所在社会集团的政治影响，去吸引社会的注意。

人们的政治诉求推动了公开演讲的日益流行，甚至有如“四川演讲总会”、“女子教育演讲会”这样专门化的组织出现，这些演讲会动则吸引数百人参加。

公开演讲成为政治动员的象征，并且能够在民众中产生极大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精英们成功地将他们的政治思想灌输到民众的头脑之中。

毫无疑问，在民初的成都，个人行为逐渐形成集体行动，这不仅改变了街头生活，而且改变了城市的政治文化。怀有政治目的集团力图控制民众的街头活动，在这个过程中，街头文化获得一些新因素，但同时也就失去了它的一些旧成分。

虽然民众运动不再具有像保路运动那样大的规模，但是街头政治活动的扩散，却反映了普通民众对新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中国知识分子和改良精英参与政治一般是为他们的理想和事业而奋斗，而下层民众加入政治斗争则通常是改变自己的处境和生活条件为直接目的。

因此，下层民众卷入政治的程度将视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为转移。民众街头政治斗争的频繁和活跃，从一个则面反映了人们生存环境恶化的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