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妆艳抹”式文物修复怎么破

“浓妆艳抹”式文物修复怎么破

　　全国人大代表建议修改文物保护法强化文物保护与利用

　　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认为,文物修复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然而,对于偏远地区的村民来说,他们显然无法认识到这一点,“毁容式”修复文物的现象频繁出现也就不难理解。

　　□　本报记者　　　　　　蒲晓磊

　　□　本报实习生　　李　　　　珂

　　“我在微博上发布的文物修复对比图,居然会在网上掀起这么大的波澜,这确实是我没想到的。”敦煌石窟研究院讲解员许鑫近日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许鑫发布的图片显示,这处位于四川安岳峰门寺的摩崖造像被重绘之后,颜色艳丽且丧失了原有的神韵。微博发出后,一波“土味审美”“浓妆艳抹”“辣眼睛”的差评纷至沓来。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于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我国现存文物点数量庞大,但专业文物保护人员极度稀缺,两者处于极度不平衡状态,这给文物保护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因此,为了文物能够得到更好地保护,不能仅靠文物保护部门一家,需要全社会的支持与理解。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第八批援藏队副领队、西藏林芝市鲁朗景区管委会主任黄细花长期关注文物保护工作。在她看来,“毁容式”修复让人心痛,文物一旦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子孙后代只能通过图片去了解历史与艺术。“为了能进一步完善文物保护工作,建议对文物保护法进行修改,将文物保护和利用纳入法治轨道。”

　　监管不足是重要原因

　　对于摩崖造像重绘一事,四川安岳县文物管理局发布声明称,1995年6月,当地群众自发捐资,对峰门寺进行维修,修建了保护房30余平方米。由于缺乏文物保护意识,群众聘请工匠对龛内造像进行重绘。时任安岳县文物管理所所长知道该情况后,立即赶赴现场,发现主尊造像已被重绘,便立即予以制止,并进行文物保护宣传。其余造像未被重绘,至今仍保持原貌。

　　于春曾长期在四川进行佛教造像考古调查和研究,对当地的文物保护工作非常了解。于春介绍说,专业的文物修复有一套严格的审批手续,每件文物的修复需要提前制定合适的修复方案并向上级申请,方案审批通过后才可以开始施工。

　　在于春看来,摩崖造像重绘事件的发生,凸显了我国文物保护工作所面临的一些难题。

　　“四川省是文物大省,仅安岳县就有两百余处摩崖造像。与丰富的文物资源相反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整个安岳县文物保护工作人员只有两三人,且他们大多不具备专业的文物保护知识。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安岳县的文物保护点每天有人看守是不可能的。”于春解释说。

　　辽宁绥中“最美野长城”遭水泥硬化路面、浙江温州清代古桥“五孔变四孔”、安徽凤阳明中都电钻起城砖……文物修缮不当事件多次出现在新闻报道中。其中,既有像四川安岳摩崖造像被群众私自修复的事件,也有不少各地文物保护部门组织的专业修复事件。

　　由于专业的缘故,河北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研究生孙珩铭专注于长城研究。在多次对京津冀地区的野长城进行野外考察后,孙珩铭对我国长城保护现状颇为忧虑。

　　“在很多地方,文物局设立的文物保护标牌成了摆设,起不到任何作用,附近村民偷砖回去盖房子也没人管。用水泥砌城墙算轻的,我还见过用水泥直接抹平垛口的,没有了垛口还叫长城吗?”孙珩铭对记者说。

　　孙珩铭说的用水泥抹平垛口的长城,是2016年9月被媒体曝出的辽宁省绥中县“最美野长城被砂浆抹平”有关报道。当时,国家文物局在调查后发现,工程确实使用了少量水泥,共有780米长城段落存在三合土“抹平”现象。

　　对此,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说,事情发生之后,国家文物局一直在反思,绝不推脱责任。“我们缺乏后期的监管和跟踪,检查缺位,没有掌握工程情况。两年了地方初验没有上报,我们确实存在管理缺位。不回避,一定要把长城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

　　多位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由于人力、资金等因素而导致的监管不足,正是当前文物保护方面存在的明显问题。

　　文物保护经费紧缺

　　多位专家指出,我国文物保护工作存在两大短板——群众保护意识欠缺和保护经费紧缺。

　　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修复师史彤说,四川安岳摩崖造像就是一个典型。村民没有途径获取文物修复资源,只能集资修复佛像,但工匠的修复水平和审美水平有限,导致修复效果不尽如人意甚至出现毁坏文物的现象。

　　史彤介绍说,文物修复应坚持最小干预、可识别性、可逆性的原则,即最大程度保护文物原貌,保存文物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保留文物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非专业的修复对文物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

　　黄细花同样认为,文物修复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然而,对于偏远地区的村民来说,他们显然无法认识到这一点,“毁容式”修复文物的现象频繁出现也就不难理解。

　　此外,经费不足也是困扰文物保护工作进行的一大难题。

　　“一方面,我国对文物保护的投入虽有增加,却依旧负担不起数量巨大的文物点修缮与保护所需的费用；另一方面,文物保护工作者收入普遍偏低,仅仅能够维持生计,极大打击了文物保护工作者的积极性。”于春说。

　　2018年,财政部预计拨款约31.94亿元作为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用于国家重点文物保护项目的文物维修保护、文物安防、消防及防雷等所需支出。而在专家看来,对于文物保护工作而言,这些钱远远不够。

　　于春坦言,尽管国家对于文物保护的财政投入逐年增加,但财政拨款逐级下发到各个省市县后,只是杯水车薪。此外,财政拨款分配不均也是一个问题,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物点,有着很大的差异。

　　文物保护工作者付出与收入不对等的现状,也让从业20多年的于春感触颇深。“以陕西省为例,文物保护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整体偏低。野外考古的补助也在逐渐降低,现在每天的补助仅80元,还听说即将被完全取消。从事文物保护工作本就无利可图,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如果生活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将会打击大家对工作的热情。”

　　对此,于春建议提高文物保护工作人员的待遇水平,让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真正成为一件令人羡慕、受人尊重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