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新华社记者与温州改革的风云际会

温州,地处东海之滨。四十年改革的大潮拍打着绵长的海岸,开放的热风席卷着神奇的大地而蜚声海内外。作为记者的我与她风雨同舟35年,以400多万的文字忠实地记录了这个中国改革"风向标"的足迹。

1998年和2008年,正值中国改革20年、30年之际,我先后两次被破例推举为"温州改革开放十大风云人物"候选人,获评理由是:20年来,温州的改革与新闻报道息息相关,张和平对此立下汗马功劳。

我为之汗颜。

　　"中国第一座农民城"报道"第一人"

1974年冬的一天,我经过温州下辖的瑞安、苍南两县交通咽喉地带的龙港方岩下,举目眺望,四野民生凋敝,荒凉萧条。夜晚寄宿时听到一首凄凉的民谣:"方岩下,方岩下,只有人走过,没有人留下。"心头平添一丝悲凉。

10年后的冬天,方岩下"忽然一夜春风来",唱出了"春天的故事"。1983年10月,龙港镇委书记陈定模带领一班人敢为天下先,顺应农民愿望,大胆突破禁区实行农村土地、户籍改革,允许土地有偿使用,允许农民离土离乡,自理口粮进城落户,允许自筹资金到龙港买地、建房。

一石激起千层浪。龙港方岩下及周边先富起来的农民纷纷从田地里拔出"泥腿",怀揣"城市梦",像19世纪大批华人涌入美国旧金山淘金一样,潮水般涌入白纸般的龙港,开全国之先河,大兴土木,掀起一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农民自费"造城运动"。

仅仅两年工夫,这片杂草丛生的5个小渔村神奇般崛起"中国第一座农民城",成为中国改革的一颗耀眼的新星。

但是,说归说、做归做。要不要、敢不敢在主流媒体报道这个改革当头、突破一系列禁区的新生事物,许多人心中没谱,不太敢冒这个险。

我时任浙江日报温州记者站主要负责人。职业的敏感性和改革嗅觉强力驱动我要"敢吃第一口"。1985年6月间,我与同仁沈胜良合作,在报社领导的有力支持下,以《苍南县崛起一座"农民城"》为题,用5000多字的超大篇幅在《浙江日报》首次报道了龙港农民城的崛起。这样的报道规格在当时实不多见。由此,龙港名声不胫而走。"破冰之作"也产生"邻里效应",许多外省媒体纷纷跟进。

在尔后的几年里,我在《浙江日报》不断跟踪报道龙港的新气象、新面貌。《科技兴"城"看龙港》《"农民城"新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等多视角的报道向外界打开龙港另一扇"窗",我成为《浙江日报》报道龙港改革的"首席记者"。

1992年我调入新华社,此后的10多年间,单独或与朱国贤、焦然、胡宏伟等同仁合作,在新华社、《瞭望》周刊、《浙江经济报》持续、深入报道农民城改革的新风貌、新经验:《"农民城"里无"农民"》《中国农民城为何能建成?》《"农民城"里观"农民"》《温州农民闯市场》《农民造城--龙港的奇迹》《现代都市不是梦--中国首座"农民城"听潮》《万国权赞扬龙港农民走出一条农村现代化路子》《中国第一座农民城的成功之路》等等。这些报道使龙港的改革形象进入全国层面。

中国小城镇改革的"催生剂"

1994年,龙港10年改革已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个原先只有8000人的5个小渔村迅速成长为温州南部地区工业重镇,成为遐迩闻名、颇具工业、商业、城市服务功能现代化雏形的新型城镇。

新的问题伴随而来,龙港陷入了"成长的烦恼":鱼儿大了,鱼塘小了。

龙港向何处去?我敏感地抓住这个新问题开展深度调研。那阵子,我听到最强烈的呼声是:撤镇建市。即龙港与一江之隔的平阳县重镇鳌江镇合并建市。时任龙港镇镇长李琪铁对我说,从经济发展的总体规模、综合实力,以及城镇基础设施等条件衡量,龙港已达到国家规定的县级市的标准。但龙港现有的镇级经济、行政体制的格局与经济发展发生日益尖锐的冲突,使龙港镇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小马拉大车"的困境。苍南县县长施德金也直截了当地对我说,龙港已到了非撤镇建市不可的地步。经过深入采访,我认为这个建市呼声顺应了时代潮流,代表了龙港未来的方向,对全国小城镇发展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但也有观点认为这件事很敏感,担心撤镇建市划出两个重镇等于割掉两个县的"精腿肉",可能引起两县的混乱。因此,有关人士叫我勿"添乱"。

我坚持自己的判断。1995年1月初,我邀请时任总社农口报道编辑到龙港调研。1月26日我们发出供高层参阅的参考报道:《温州龙港镇陷入小马拉大车的困境 有关专家建议国家支持农民自费建市》。

稿件介绍了龙港已成长为城镇"小巨人"的现状,反映龙港陷入小马拉大车的窘境、镇级"小鱼塘"的功能和生态环境在城市规划、经济发展、工商税务金融交通管理等方面严重限制"鱼儿"生长壮大,反映干部群众希望改革上层建筑的呼声。稿子鲜明地提出:"专家建议国家继续尊重农民的发展愿望,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运用政策发挥农民的创造精神,给龙港以县级市的行政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