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在帝国想象中迷失——从苏伊士运河说起

（ 苏伊士运河  图片来源：IC Photo）

吴晨/文

当地时间3月23日，超大型货柜轮“长赐”号在苏伊士运河搁浅，造成运河大堵塞，有超过400只船受困。全球供应链面对难题，如果无法及时解决，可能影响到从卫生纸到家电等各种商品的供应，也可能再次推高油价。（据报道，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3月29日表示，搁浅在苏伊士运河中的重型货轮已经完全移动至正常航道并驶离搁浅位置，苏伊士运河航道重新开始恢复通行，所有等待通行的船只预计将在3到4天内通过苏伊士运河。编者注）

苏伊士运河受阻，给了高歌猛进的数字化和全球化一个清醒的注脚：虽然数字化已经能够做到交流无远弗届，但真实的世界仍然依赖一百多年前地缘政治所构建的体系和基础设施运作。

苏伊士运河背后记录了全球化与全球霸权此起彼伏的故事。

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完全控制苏伊士运河，从而也控制了与印度和远东地区的直接贸易联系，日不落的大英帝国达到全胜。苏伊士运河也被当时的英国首相称为“大英帝国的旋转门”。1936年，《英埃条约》签订，英国有权在苏伊士运河驻军。1951年，埃及宣布废除此条约。1954年，英国同意放弃。1956年，埃及宣布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同一年，英国希望与法国和以色列共同行动，再次试图全面接管苏伊士运河，却遭遇了滑铁卢，也让英国第一次认清了历史与现实，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全球霸主。

大国博弈与全球领导权的更迭，远非一蹴而就，帝国的荣光，总会迷住衰落大国的眼睛。

衰老帝国的误判

1956年埃及宣布运河国有化，英法作为运河的两个主要股东，英国作为运河长期的实际控制人，感受到了危机。英法和以色列达成密约，以色列出兵运河，英法作为“中立方”参与调停，重新控制运河。

10月底以军发动入侵，英法出兵维持，成功控制运河。可是外部形势的变化远比英法政客预料的要快。美国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明确表示，要在新的全球治理体系——联合国的平台——上解决运河危机，不能容忍悍然使用武力解决纠纷。在联合国安理会，美国选择站在苏联一边，抵制英法入侵运河。在英国本土，反战的情绪高涨，普通民众无法理解，国家经济凋敝，为什么还要耗费巨大资金支付海外战争。

一周之内，英国迅速转向，选择接受美国的条件，马上停火，并在联合国部队到来之际完成撤军。法国对英国在美国压力之下如此迅速认怂灰了心，反而坚定了自己与老对手德国捐弃前嫌，好好打造“欧洲合众国”的战略方向。这场战争也标志着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成为真正主宰中东乃至全世界的力量。

苏伊士运河危机是英国完全丧失全球霸权的标志。

英国为什么会对二战之后整个全球战略大势和自身的地位做出如此严重的误判，需要被一场危机的羞辱才能警醒？

在新书《孤立的英国》（BritainAlone）中，《金融时报》首席政论评论员史蒂芬斯（PhilipStephens）分析认为，英国执迷于“大英帝国”之梦迟迟无法醒悟，与英国二战期间在欧洲孤身奋战有关。

英国是欧洲极少数几个本土没有遭受入侵的国家，国家的制度得以保存。战争的胜利更加深了英国政客对自己的制度——包括大英帝国在全球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信心，认为这一制度既然有足够的韧性经历一场世界大战的洗礼，为什么在战后反而需要作出巨大的调整呢？这是英国怀旧心态的根源，也是它根深蒂固的盲点所在。

相反，德国、法国在二战之后，基本上都成了废墟，原有的制度被战争冲击成碎片，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废墟也让战后的新一代政客可以深刻反思，可以从零开始重建。

当英国还沉浸在帝国重生的荣光之中时，欧洲大陆快速复苏的国家已经在构想“欧洲合众国”了。而十年之后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恰恰凸显了战略选择分叉最重要的分歧，也把遮掩着大英帝国衰落的最后一块遮羞布扯了下来。

以丘吉尔为代表的英国老旧政客所不能理解的是，罗斯福在加入二战之初就明确了美国的态度：美国加入一场世界大战，绝不会只是帮助英国维持大英帝国的体系不变，参战的前提是支持“民族自决运动”。这当然是美国在二战之后所推进的价值观中冠冕堂皇的部分。从实力上来讲，既然美国为二战做出了巨大牺牲，其经济影响力也极度高涨，在战后强调美国的利益，让美国成为全球的主导，再自然不过。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主导的霸权，是历史上很少见的没有战争硝烟的巨头交班。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对苏伊士运河危机有三点反思：首先英国今后在没有获得美国支持之前不能做任何军事上的冒险，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她决定从阿根廷手上武力夺回马岛的时候，事先就征得了美国的默许；其次一旦发起战争，不达目标绝不罢休；最后一点是不能迟疑。

凯恩斯的“敦刻尔克”

大英帝国的丧钟，在1945年德国投降那一刻就敲响了。经年战争导致的经济凋敝是实际的，而帝国的荣光却是虚幻的，在战争的硝烟中一去不复返了。美国作为崛起的强权，在战争中没有丝毫的损失，反而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GDP占战后全球的一半；苏联也从战火中重整它的工业体系，并且控制了整个东欧。全球地缘政治两强冷战的格局已定。丘吉尔却仍然沉浸在“三强”的梦幻中，无论在雅尔塔还是波斯坦，他都以能与罗斯福和斯大林并列而自居，无法认清英国已经不再是霸权。

表现最明显的衰落迹象是英镑的崩塌。要维持帝国的体面，需要有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战争期间，英国依赖美国的贷款还能维持大英帝国的体面。但战后，资金匮乏的英国仅仅是维持对从德国解放地区的占领，就已经捉襟见肘，不得不把希腊和土耳其的防务交给美军。

二战后的英国仍然试图去维持帝国的框架，可是金融上根本不允许。在一个日益由美元主导的世界，英国因为入超（进口大于出口），没有足够的美元来支付管理殖民地的费用。这是全球铸币权丧失给英国带来的最惨痛的教训。

更令英国人意想不到的是，1945年8月日本刚刚宣布投降，美国的杜鲁门政府就决定终止根据租借法案对英国的援助。英国很快面临经济上“断粮”的危险，不得不在12月派出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到美国就援助问题斡旋。曾经在巴黎和会上看到英法对战后德国毫无怜悯的惩罚措施之潜在危害而拂袖而去的凯恩斯，一定不会想到，自己去并肩战斗的盟国谈判，竟然落到和商讨城下之盟差不多的待遇。

凯恩斯有上中下三策：上策希望美国能够继续无偿援助，帮助英国挺过难关；中策则希望至少获得无息贷款；美国谈判的态度则特别强硬，凯恩斯只好选择接受下策，借款37.5亿美元，年息2%，从1951年开始还本，分50年还清。

2%的年息在当年算是市场比较低的水平，但美国还强加了一些条件。事后看来，这些条件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未来全球财经秩序和规则，即要求英国支持美国领导并接受战后全球金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IMF和世界银行等一系列规则导向的国际机构。

当然，美国提出的条件中也有一条是赤裸裸向衰落的帝国逼宫的条款，直接威胁到大英帝国生存底线：要求英国在1947年全面开放英镑全球可兑换，让原先的英属殖民地可以自由兑换美元。这一要求的潜台词很明显，台面上是让所有新独立国家都可以自主选择留在英镑体系还是加入全新的美元体系，但实际上却是加码确保美元替代英镑作为全球交易和储备货币。英国与前殖民地签订的采购英货的条约，同时被废止。此外，美国推动全球自由贸易的关贸总协定，也是为了维护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的经济利益，结束大英帝国对全球贸易的主导。

如果说英国此前还幻想大英帝国在英镑为主导的经济自由化中继续存在的话，美国的这一系列逼宫已经让不少清醒的英国人意识到大英帝国的日暮夕山。形式比人强，凯恩斯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私下里，这位全球闻名的经济学家慨叹，这是没有硝烟战场上的一次“敦刻尔克”，英国再一次“仅以身免”。当时的《经济学人》在社评中不无心酸地说：英国耗费了四分之一国家财富，为全人类打赢了一场战争，却要在未来半个世纪向发了战争财的人偿还巨额债务。

希腊与罗马

任何一种大国霸权的更迭都不可能是顺水推舟的一帆风顺，即使在有着相同的语言和文化渊源的英国与美国之间。

丘吉尔一代的英国政客，1945年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以为经济的凋敝只是暂时的困难，帝国的荣光会因为战争的胜利将被恢复。在丘吉尔的世界中，英国仍然是三个全球地缘政治的同心圆的连接者，甚至中心。这三个同心圆分别是：大英帝国和英联邦；英美相互依存的共同体；以及战后统一的欧洲。1953年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礼更强化了那种“日不落帝国”的万国来朝——各路国王贵族和上百名总统总理出席——只有下一代人，十年之后的年轻人，才能看清楚，那是帝国的回光返照。

全球霸权从大英帝国向美国转移，从1945年就已经开始了，英国人直到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才看清楚。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英国和法国都在扮演未遂的帝国挽救者的角色。但是在运河危机之后，两者却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法国选择向陆，拥抱欧洲，与德国联手，并且成为欧盟幕后的政治主心骨；英国则选择向洋，拥抱美国。

作为曾经日不落帝国的传人，英国人揣度，虽然衰落了，与美国的关系仍然不失为希腊与罗马的关系。罗马文明本于希腊，从文化和价值观的维度，仍然唯希腊马首是瞻。英国人这么想，是强调美国与自己的趋同，甚至还有点高高在上。就像希腊人“鄙视”罗马人一样，英国人也认为美国人野蛮不开化，觉得美国在不少地方“粗陋不堪”，还需要英国的“帮助”。当然换个视角，也可以认为是掩饰英国衰落的自我安慰。

经历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英国似乎找到了自己的角色——一个衔接欧洲和美国的桥梁。虽然在华盛顿和布鲁塞尔之间借力打力是一个并不容易讨巧的平衡动作，但至少能帮助英国人刷出存在感，保持与华盛顿的紧密关系，也能加重英国在布鲁塞尔的发言权。

欧洲人对英国人自封的特殊地位就很不以为然，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就曾对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说：别忘了，桥梁是要让人踩着过的。

但实际上，英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在美国看来，首先是服务美国利益的。里根决定出兵入侵英联邦成员国格林纳达的时候，根本没有提前知会英国。2003年，小布什决定入侵伊拉克，英国时任首相布莱尔认为英国有义务加入美国主导的战争。但伊战之后，一名美国高官却评述说：英国人尽管可以说他们与美国是“特殊的关系”，但别忘了，美国与许多国家关系都很特殊。

脱欧敲下了帝国盖棺的最后一根钉子

2016年英国时任首相卡梅隆输掉了脱欧公投的赌博，让英国一下子丢掉了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六十年好不容易明确的全球定位：一个有着全球视野和全球利益的欧洲一流国家，政治上是美国和欧洲的桥梁，经济上是全球企业投资欧盟28国的平台和金融中心。脱欧之后，英国再次像1945年时那样，因为误判而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脱欧背后的情愫可以上溯到苏伊士运河危机，两者都因为对英国的实力缺乏清醒的认知，用怀旧替代理性的分析，总是期望能回到过去的帝国荣光，却在现实中让自己一再被羞辱。但两者也有明显的不同。二战后的英国政客毕竟在大英帝国中成长，到了二十一世纪，英国的领导者已经跟英国自身地位一样变得平庸。《金融时报》前总编辑巴伯（Lionel Barber）在2020年出版的回忆录《The Powerful and the Damned》（当权的和被诅咒的）中就辛辣地点评英国首相之一代不如一代。在他眼中，布莱尔是既能说会道，也很有头脑；布莱尔的继任者布朗却只有头脑，不善表达；再之后担任首相的保守党人卡梅隆就只剩下能说会道了，因为没有头脑，才会把英国带进脱欧的沟里，爬都爬不出来。

在另一名英国政府高官的眼里，卡梅隆之于权力，就好像对待一套昂贵的西服一样，只想着自己光鲜。他当首相，并没有一个英国向哪里去的大方案，只是觉得自己可以胜任首相。而另一位卡梅隆智囊的批评更辛辣：卡梅隆的世界观很简单，世界就是可以去度假的地方；梅也类似，都是那种以成为首相作为从政目标的人，却没有真正的目标和计划；而现任首相约翰逊则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是“没有指南针”的首相。

但帝国的体面和大英帝国的荣光，对英国直到现在仍然有巨大影响。撒切尔夫人就曾经一再宣传“英语文化圈”，希望把英美的特殊关系延展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种英语文化圈最好的代表莫过于007邦德的超级间谍形象，成为英国在后帝国时代的自我想象和自我安慰。007影片自1962年推出之后足足拍了25部，长盛不衰。

帝国想象的常青与现实中帝国衰落的矛盾，应该是让英国一而再，再而三迷失自己位置的主因。

（作者系《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