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戏：以“人”为本，方成经典

作者：穆海亮（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

　　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决战决胜之年，这对于近些年来活跃于乃至主导了戏剧舞台的扶贫题材剧目别有意味。这些剧目如何能成为保留剧目，甚至在戏剧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因为他们自觉地遵循艺术规律，将对“人”的表现与提升作为其终极意义。

　　戏剧艺术的人学意蕴也首先体现于人物形象塑造的鲜活、典型与普遍价值。因此，如要实现扶贫题材剧目的经典化追求，仍需回到常识，在形象塑造的人学底蕴上做文章。下面，我们就以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上荣获文华大奖的三部扶贫戏为例，对此展开分析。

豫剧《重渡沟》 资料图片

　　塑造独一无二的“这一个”

　　具有经典意义的艺术形象，往往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而非千人一面的机械复制。毋庸讳言，立意构思的浅表化、剧情结构的模式化和艺术风格的同质化，是当前不少扶贫剧目的共性症候。这一方面是由于题材集中的先天限制使然；另一方面，也与我们机械狭隘地理解扶贫典型不无关系。当我们习以为常地把农村党支部书记、基层公务员和驻村干部，作为扶贫典型的不二人选，进而又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先进人物必须体现出严谨端庄的举止、吃苦耐劳的品格、公而忘私的境界、舍己为人的情怀，不能有太个人化的标识，这样的思维惯性本身就使我们的创作视野变得局促。那些别出心裁的形象定位，往往能够使剧作的整体格调为之一新。

　　豫剧《重渡沟》、民族歌剧《马向阳下乡记》、河北梆子《李保国》这三部扶贫剧目，之所以能在艺术节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正得力于此。根据马海明事迹创作的《重渡沟》，将一个机智诙谐、乐观豁达、文艺范儿十足、打着快板助力扶贫的乡镇干部形象，展现在观众面前，让人眼前一亮；《马向阳下乡记》表现年轻的农业科研人员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主人公身份和童年经历的特殊性为剧作融入乡愁意蕴，全剧以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和浓郁芬芳的泥土气息，打造了一出明亮、愉悦的乡村喜歌剧；《李保国》正面表现科技扶贫的主题，这不仅比一般意义上开山、修路、养牛、种树之类的“常规化”扶贫更能体现新时代特点，而且该剧将高级知识分子树立为扶贫一线的英模人物，是戏曲舞台上罕见的，对比于以往现代戏作品中知识分子的惯常形象，《李保国》的开拓意义不言而喻。

河北梆子《李保国》 资料图片

　　寻找主人公的内在精神力量

　　为了塑造扶贫英模的先进形象，不少扶贫戏自始至终急于凸显主人公的义无反顾、心无旁骛，却对其为何如此坚定交代得不清不楚；或是急于将主人公扶贫工作中的各种事迹堆积在一起，却忽略了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意志选择。注重人物“做什么”而忽视“为什么”这么做，容易导致舞台上常见的事多而戏少的“报告会模式”，以及有动作而无动机的“席勒化倾向”。

　　上述三部作品之所以真实可信，就得益于人物行为抉择的合理性。马海明对重渡沟乡亲的愧疚、马向阳对儿时美好生活的念想，是支持他们的精神力量；特别是作为大学教授的李保国，三十年如一日扎根太行、不计名利，一定有更加有力而可贵的东西在支撑着他，剧作着力凸显的，是他对太行百姓的深情厚谊。这一人物身份的特殊性原本具备极其丰沛的艺术能量，可以为李保国的行动提供更扎实的根基，然而这些艺术能量似乎并未被充分开掘。李保国不同于一般扶贫典型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以科技助力扶贫，更在于他作为卓有成就的农业科学家，有可能将对贫困农民的精准帮扶与实现自己的学者价值、学术理想统一起来，二者不仅不矛盾，反而可以相互促进：科研价值通过扶贫得以体现，而在扶贫事业中的成就感，进一步坚定了其科研攀登的决心。如果能将李保国这一境界表现出来，其形象自然更加独特而饱满；而如果满足于一味凸显他对扶贫工作的责任感和舍小家为大家的道德情操，那么，他与多数扶贫戏中的驻村第一书记，就缺乏本质区别了。

民族歌剧《马向阳下乡记》 资料图片

　　让受助群众走到舞台中央

　　扶贫工作中，“施动”的扶贫干部与“受动”的贫困群众，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有在舞台上得到展现的权利。当下的扶贫题材剧作，无一例外都把其中“施动者”的先进典型作为主人公，彰显他们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而被帮扶的“受动者”，从未成为被刻画的主体。

　　当这一群体出现于舞台上，其功能主要是叙事上的辅助和衬托，只有在与扶贫干部构成某种外在关系时，才有存在的必要性。正面的，如《重渡沟》的赵奶奶、《马向阳下乡记》的太奶奶、《李保国》的华子奶奶，作为勤劳本分的群众代表，理解支持扶贫干部，并在其遭遇困境时，给以精神和情感的鼓励；反面的，如《重渡沟》的赵老六、《马向阳下乡记》的刘世荣、《李保国》的杨来福，作为扶贫工作的对立面，与扶贫干部构成剧情推进所不可或缺的矛盾冲突，并且往往要经过从愚昧自私、暗中破坏到灵魂触动、幡然悔悟的转变，而促成这一转变的，必然是扶贫干部的奉献与赤诚。

　　由此可见，这些帮扶对象看似在场，甚至经常成批出现，但其灵魂深处最真实的生命体验，仍然是被遮蔽的，他们其实更接近于一个群体符号，处于一种隐性的失语状态。只要这一点未被充分揭示，扶贫工作的艰辛与复杂，以及扶贫工作者所遭遇和克服的实际困难，就仍然有可能被简单化处理。这对剧作着力塑造的先进典型，又何尝不是一种损害？

　　令人欣慰的是，今天扶贫戏中的脱贫对象，正呈现出新的气象。前文提到的刘世荣、杨来福，就朝着立体饱满的方向迈进了一步；眉户戏《崆峒山下》那个赖在驻村书记家里打地铺的十三两，既奸猾无赖又喜剧感十足，仅有的几次出场让人过目不忘；豫剧《杏花寨》那个几经反复才走上正途的贫困户王运来，既表现出一个人要战胜自己的弱点何其困难，更使扶贫任务之艰辛、扶贫干部之敬业，跃然台上。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扶贫题材，但剧中那个滑稽得令人心碎的陈奂生形象，却给扶贫戏带来诸多启迪。如果我们的扶贫戏舞台能够给这些人物以更广阔的表现空间，那么经典形象的出现，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戏曲现代戏创作研究》〔批准号18ZD05〕阶段性成果）